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攝影之前的我 我來還很清楚地記得：十三年前，當我第一次透過照相機的觀景窗看世界時的感覺。那是一種無法迴避、無法把自己從現實人間抽身出來的令我驚慌失措的處境。 照相機的看到什麼就是什麼的特性，和我以前最擅長的抽象美術創作表現手法，完全相違；和我以前所關心的空間秩序，完全相逆；和我以前所追求的美感經驗，完全背道而馳。 我所看到的是熙熙攘攘的市井，發現不到什麼結構上的秩序和想像上的趣味。我突然感覺到一股莫大的無能，產生了一股極大的羞愧！我還記得，我就在台北市萬華一帶逛了整個下午。每當我舉起相 機時，我面紅耳赤、冷汗涔涔。 在當時，我還不明白，那架由雜誌社所配備給我使用的照相機，帶給我的是什麼樣的影響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我已經知道是那一架相機提醒了我……。在這以前，我所有的文字和美術創作，從來就未曾從生活中取材過。我一直是從自己的觀念思考，和別人的思考結果，尋找我的藝術表現靈感。而那架我平生第一次使用的照相機，逼使我面對人，強制我面對土地。因為照相機是要面對面才有辦法曝光、顯影，才有辦法感受和表現的工具啊！ 在我開始搞攝影之前，就曾經以完全抽象的線條插圖，在台灣的藝文界活躍過一陣子，也寫過一些美學思考之類的隨筆文字，並且以筆談方式訪問過不少旅居海外的大部份中國著名畫家們。失禮的說，那時的我 ，可真是紅極一時。我最記得，當別人知道我這匹文壇黑馬，才不過是高中剛畢業的十九歲小伙子時，那種大大吃驚的表情。 我現在常常冷靜地想：為什麼當時的文壇會那麼任我恣意縱橫？為什麼以一個出生在鄉下，從小就幹農業勞動的我，會變得那麼「前衛」與「現代」？這裡頭，我想，便存在著大問題──台灣文化氣候的形成有毛病；我的成長過程也出了大錯──是這兩個問題，造就了當時的「ＱＱ」（我畫插畫的筆名）。 我的童年，除了在學校上課，時間大半都是在家裡的一畝菜園裡耗掉的。從我走得動路，提得起東西的年歲開始，就得替兄長送點心和午飯到他們勞動現場去。稍大，我得幫忙推滿載著地瓜或花生、紅豆的二輪板車。接著，我就得割菜、鋤地，接替兄長的勞動。我們家裡的七個兄弟兩個姊妹，每一個人都吃足了艱難勞動的苦頭。 從小，我們就是農夫。我厭惡這個身份，努力地想洗去這個父母加在我們身上的可恥印記！ 事實上，我的父親並不耕地。他是個小鎮的木匠。因為他節儉成性，捨不得把先人留下來的那一塊河川旁的礫石地閒置，就讓他所有的孩子們的童年，都在這塊貧瘠的田地裡受盡折磨。 礫石地的土壤不易保存。每當就在近旁的河水決堤時，地表上的泥土都會被沖失了。這時我們就必須把礫石挑掉，再往下深掘好讓地底下的泥土，翻到地表上面來。光是每次豪雨過後做的翻土工作，就令孩子們痛苦不堪。我曾在烈日當頭鋤土時，中暑暈倒。也曾在驟雨中被淋得發抖打顫。我也曾被道道由頭頂上陰沉的天空劃過的閃電，嚇得哭天搶地……。 那時候，我曾經把自己埋在地瓜葉中，深深地忿怨自己「不幸」的身世，掄起鋤頭，狠狠地朝菜園旁的油加利樹樹幹砍打，咒詛著那片不毛的土地──為什麼阿爸的七位兄弟中，唯有他繼承了這畝不育的砂礫！為什麼我們無法像堂兄堂弟那樣，一下課就可以到處玩耍，而必須被這沉重的命運釘在土地上。 我在田地裡的勞動經驗，要一直持續到高中畢業，離開家鄉的那年為止。因此我知道，我在這個時期從土地得到的，只是一股怨恨的情緒，這就是我的成長背景。它曾是我生命中的一個沉悒笨重的包袱。我扛著它走了很長而且是錯誤的一段路。 我於是有強烈的反叛傾向。由於我所有課餘的時間都必須下田，在初中上學的階段，逃課成了我唯一能享受個人時間的方式。結果，在初二那年我就因曠課太多而被勒令退學，跟著父親和大哥學了半年之久的木匠工夫，差一點就以木工手藝渡過一生。有一回，在外地謀職返鄉的一個叔叔看到學習木工的我，才帶我到他任職的冬山鄉去，重新就學。 之後，我逃過家，在台北的職業介紹所受了騙之後，又厚著臉皮回到家裡。我知道，以我當時的年紀和能力，是一點也掙脫不了被那塊礫石地和沉重的勞動牢牢所綑綁的宿命的。於是，我開始改變我的反叛方式，與我所痛恨的身份拼鬥。 由於冬山鄉離老家有一個半鐘頭的車程，我每天都必須以火車通學。那時候，我是這所偏僻的初級中學裡唯一的外地學生。在學校裡，沒有人知道我是個粗賤的小農夫。我為了把自己裝成是一個出身於很有體面的家庭的人，談吐也自然要比當地孩子有「深度」才行。而就在這種偽裝的努力下，我必須隨時看一點書，才好找材料對同學們高談闊論。 於是我竟這樣地養成了看課外書的習慣和興趣。而我的讀書，是由一些當時頗為流行的文藝女作家的作品開始的。慢慢地，竟連翻譯的世界名著也唸得進去了。最後，我連生硬的哲學書籍，也生吞活剝，囫圇吞棗地讀了起來。我就這樣一日又一日地在自己那小小的方寸上，建立起一股「我是有知識、有深度的現代人，而不是卑下的小農夫」那種心態和身段來了。 當時的我，只有用這種可笑的方式去逃避我所無法面對的現實，也只有如此才能忍受回家後面對沉重的鋤頭和不毛的土地的痛苦。從初三一直到高三的四年間，我幾乎把上課的所有時間都用來偷看閒雜書刊。也就在這時，我開始把從小就有的一點美術天份，發展成與我反叛自己的身份有密切關聯的繪畫傾向。我畫的是最前衛的抽象畫──一個完全沒有泥土、沒有勞動的世界。 啊！那時的我，已覺得所有和泥土有關、沾有汗水臭味的一切東西，都是卑瑣、可恥的。我相信過，本來就應該追求精神方面的事情，追求想像的潛力，從觀念的思索……而所有這一切，才是文學、藝術的本質 。因為，對那時的我來說，人已經活得夠苦了，何必在文學藝術上再專挖掘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呢？ 回想起來，我很明白，我並不是完全只因自己的性格與理念，一步步的走上這條路的。當時整個台灣的文化環境與氣候，讓少年時代的我產生極大的信心。我簡直覺得自己和當時帶領風騷的台灣文學藝術潮流同步！ 六○年代的台灣，存在主義剛被引進島內。法國的「新小說」也陸續被翻譯了進來。有些歐美的「觀念藝術」也在台灣拉開序幕。前衛的敲打樂曲，也在台北叮叮咚咚的響起。而艱澀無比的現代詩，竟在當時的文學青年的口中互相引述……而所有這些文字、曲調、圖象……是一點也不帶有絲毫現實生活中的人間性和泥土味。這不正是我所追求的夢土嗎？ 我把這些舶來品，西方現代主義，理解成人對傳統的最大反叛。這些「新小說」中的人物和「新劇本」裡的角色，一個個都是鄙視過去、敵視社會、對別人漠不關心、只對自己的存在有莫大的興趣。在當時文學青年的世界裡，好像認為以這種態度活下去，才意味著人的自由的最大發揮。唯有自己才是命運的主宰。而如果一個人和別人有所相干，無異是糟蹋了自己！ 我就是在這種「現代」風氣下，做過很久的一場噩夢啊。如今，我何其有幸的醒了過來。這是照相機使我甦醒的，是相機觀景窗看出去的那一群人與那一片土地，讓我能發覺到自己成長過程中所犯的錯誤；讓我把童稚時代的怨恨，化作摯愛。 在攝影的路上 我所擁有的第一架相機，是一架專業化的單眼機子。在光圈、速度的曝光值設定方面，只需花上半個鐘頭去了解一下，就可以進入情況。況且它還有準確曝光錶可供參考。在不需要搶鏡頭的時候，只要慢慢調弄 ，要拍出在技術上沒有大差錯的照片，也難不倒我的。然而，這架性能如此優異的照相機，在我剛踏入攝影的路上，竟帶給我無比的煎熬。 由於相機的鏡頭光圈很大，反光稜鏡又是那麼透亮，從觀景窗看出去的影像，竟要比以肉眼目視明晰得多。你所面對的一切，一下子被特定的框框界定出來了，令我一點也無法向往常一樣，以漫不經心的方式，去流覽──逃離──發生在我周遭的事情。 單眼相機在調焦的過程中，會顯示出對象的景深。調焦時，你看見一個人的輪廓由模糊到清楚。這樣的過程，簡直像是你在探討著這個人的意義一般。如果他對你沒有意義，你就不會有理由把焦距對在他身上。我困惑地想著。 這照相機開始令我質問自己了──到底，我要拍什麼？拍眼前景物的那一個部份？在一群人當中，要把焦點凝聚在哪一張臉上？在萬華巷道上，到底要拍觀光客圍著看賣藥郎中的表演，還是去拍躺在街上的乞丐……。這些質問，終究的關鍵只有一個──你看到的東西，對你有什麼意義？只有當發生了意義，你才自然而然地知道如何去構圖，明白把焦點對在那裡、應該在那一個瞬間按下快門。但是當人和生活對你沒有了意義，你就會像個呆子一樣，背個相機在大街小巷裡亂晃。 說實在，我曾經背著相機「亂晃」過很長久的一段時間。並不是我對觀景窗看到的東西無動於衷，而是我終於重又看到我自己成長所帶來的怨恨。透過相機，我又看到了農林、土地、勞動和永遠在重覆的生活… …，我無法在我所怨恨的一種生活方式中，去找到創作的題材，去發現自己要肯定的意義呀！ 一直到現在，我還不很清楚，自己是在什麼時候、什麼情況下，熬過那個拒絕土地、拒絕生活的階段的 。我只知道，自己的怨恨情結是如此之深，以至於沒有任何單一事件，能使我解開那怨忿的糾結。 也許由於那時的我，是那麼沒有信心，如此虛弱，所以我只敢把照相機去對準那些完全不會排斥我的人──看起來就能感覺到和靄可親的一些臉孔。或者也許是，我終於走對了第一步──在人性最真誠、最善良的一面中，求得了庇護。慢慢地，我發現，擁有這種可貴氣質、良善的人們，都是那麼認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著、生活著。他們大都是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鄉下人，更沒有唸過什麼存在主義、現代詩。他們的一切都是從勞動、從土地中學到的。我的鏡頭開始不知不覺地為這些東西所索引。對我來說，農村、土地、稻田和勞動的人們，怎麼也無法成為沙龍的異國情調或田園風光，因為對我來說，這一切太熟悉了。透過觀景窗，我的童年，艱苦的歲月、自卑和誇大都回來了。有冰封的東西在我心中融解……。 我只知道，我就是這麼一天一天的拍下來的。那些人，那些土地，通過我的相機，令我溫暖和感動，使我一天天從幼時的惡夢醒過來，我已不再覺得自己的成長經驗是可恥的包袱。 十三年就這麼過去了。當我回顧，我的攝影工作就等於是我對自己成長過程的檢討吧。我知道那是一種十分自私的行為，我的相機，還沒有拍出這些可敬的人們面臨的一些困境。我只表達出令我重生的勞動者的高貴情操，令我重新敬畏、感激的沉默而寬容的土地。 十三年來，正是台灣農村急速變遷的一個階段。漁農業養肥的工業突飛猛進，而農村卻留下一大堆問題──農產品價格低落、人口外流、農藥對土地和蔬菜的污染、運銷中間商的剝削、稻作休耕、鼓勵轉作措施的短視……。這一切都使鄉下人和他們的土地之間的關係，有了重大的變化。 今天，似乎人再也不能像過去一樣完全相信土地會帶給他們希望了。他們竟也開始感覺到土地是個包袱 ，感覺到大地一日日的在敗壞中死去──被現代工業的公害所污染，被過量的農藥毒傷。他們的土地一天天的在變，他們原有的那股令人感動的氣質，也一天天在消失，人與土地的關係，再也不是以前那個樣子了。 但這些問題，都沒有出現在我十三年來的作品裡。我的照片只是人與土地曾經有過最親密關係的一些痕跡而已。因為，我太急切地想要把我的重生經驗傾吐出來；太急切地想在我的整個自我救贖過程中，抓住任何可以讓我看到希望的光芒。也許，人與土地要回到以前那種親密的關係，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們，才會有希望……。 今後的我 我也很清楚，十三年的攝影認知，並不表示我就此有了現代化惡疾的免疫力，只要我永遠在自己的創作路上走對了方向，我就會不再感到虛弱……。 事實上，在這十三年當中，我就曾經遭遇到拍不下任何照片的創作低潮期。於今想來，那股低潮比我以前走錯路子的苦悶還要大得多。在那個低潮期裡，我感覺到那曾經令我重燃希望的生活經驗，一天天從身上消失。我對外在世界的熱情一日比一日冷卻。那時候，我不只是覺得自己在走錯路而已，而是感受到自己一分一寸的死去！ 說來荒唐，那陣子是我電視工作最順利，收入最好的一個階段。「成功」的假象，竟比錯誤的成長過程對人的靈魂更有殺傷之力。在現代社會中，就是處處充滿著這樣的陷阱。你一旦跨入，就像到了另一個星球 ，那兒有完全不同的一套價值標準和倫理規範──而這一切，都是工商業社會的運動規則下形成的。利潤，而且只有利潤，能決定一項決策是否正確；決定一個人是天才還是白癡；決定一個人是英雄還是懦夫；決定什麼事值得關心、什麼事不要掛在心上……。 我曾在追求電視節目的收視率、追求輝煌的成功中，掉入那個商業陷阱。回想起來，也許是因為我曾經有過那段成長的煎熬，曾經那麼貼近過人與土地，才使我有力氣反省和懷疑，才逐漸感覺到，「成功」其實是陷阱。在那段深沉的低潮裡，我竟然無法拍照，我知道唯有使出我生命的力量，從這可怕的低潮中掙脫出來，才走得下去。 這段低潮使我確認，在現代化的社會走向上，人實在太容易迷失他的方向了。今後，我的要命考驗還會來臨，我的攝影路子還會充滿著各式各樣的陷阱的。我只有小心翼翼才走得下去。今後的我，恐怕不能只去肯定自己最覺得有意義的東西。因為只是個人的肯定，還無法在整個現代走向的激流下，看到什麼倒影。我必須在現代化的走向中，設法去找尋病因、去診斷它的病情、去揭露它的本質。只有這樣，才有辦法真正肯定我覺得有意義的東西。 「人與土地」，是我本著對個人的生活背景、個人的時間條件、個人的能力，去對台灣曾經有過的面貌 ，所做的肯定工作。今後，我打算用另一種方式從事創作。在目前的環境下，拍出現代化可能嚐到的苦果，讓我們未來終將面對的廢墟，在作品中提前警告性的來到。其實，有些「癥兆」已經顯露出來了。只是我們沒有警覺到而已。我想，用照相機去找這些冰山的一角，正是我今後的創作方向。唉！我彷彿已經看到，一群疲憊的人掉到一片破碎不毛大地的裂縫中，無法翻身而出的命運了……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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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篇節錄自[人與土地－序]／原載第 -- 期人間雜誌（1987年一月出版），開本：26x26Cm，頁數：96頁，紙張：150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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