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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自從去年二月底在台北雄獅畫廊舉行「人與土地」攝影個展之後，我就積極的籌劃下一個展覽。「台北 」是我拍攝時間最長的一個主題。原以為這會是一個十分順利的展出，只要把歷年來拍攝過的近萬張照片整理出來，過濾淘汰一番，在加上編輯意念的排比，就會是一份可以預期到效果的影象報告。 沒想到，在我篩選的過程中，我才發現「台北」是我攝影創作歷程中，碰到的最大挑戰。我越是整理越是覺得自己的照片不夠多樣，無法完整的反映出台北在急劇變化中的各種「變數」。 於是，我一邊整理、一邊補拍的進行著，直到展覽前的最逼近時限，我才把這份「考卷」交出去。 這段期間，我深刻的了解到自己的能力有限。我在構成「台北」時所碰到的困難，可能是最足以反映自己創作理念的一些癥結；而這類暴露短處的問題，也可能是採訪者比較不好意思去觸及的。因此，自問自答的形式，變成我全盤托出的有效方法。我儘量的把自己的角色一分為二，提出一道道冷冷的問題，讓另一個我熱熱的回答它們。 問：你為什麼把這次的展覽定名為「台北謠言」？ 答：本來是叫「台北」的。而且我一直深具信心，覺得自己有能力在這個展覽中，藉影象把「台北」剖出 一個縱切面，來探討這個大都會在時代巨輪中成長、遞變的脈絡。但是當我冷靜的檢視自己的檔案照片時，才覺得歷年來攝取的影象，竟無法替台北勾勒出一個稍為清楚而完整的輪廓，因此才決定放棄「台北」這個大題目，而想另外取一個命名，比如「台北的什麼」之類的，來縮小自己的影象表現所能關照的範圍。 想了好久，有一天靈機一動，想起了尤金•史密斯在他的「匹茲堡」攝影專輯上寫的這句話： 「為一座城市造像，是件永無止境的事。如果開始嘗試去做，本身即是犯了自視過高的毛病。即使這個努力會使自己對事情的真相有所體會，但是它只不過是城市的一則謠言罷了：沒有意義，也不會流傳下去。」 這句話完全道出我的處境，我犯了自視過高的毛病在先，而終於明白自己無能為力的處境於後，把自己的台北影象視為「謠言」是最貼切不過的。 同時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我覺得「台北謠言」也有暗喻的效果，指射著台北的虛虛實實，令人無法去分辨什麼是真相、什麼是假象。 決定了新題目之後，我重新過濾照片，並且把原先想藉縱切面的脈絡來探討台北的努力，改成橫切面的觀察。我希望在自己的系列照片中，表達台北的「真」與「假」的混淆，而不是台北一路變化下來的「過去」與「現在」的對照。 問：你在「北埔」與「八尺門」的展覽會場上，已經預告了「台北」是緊接下來的展出。為什麼會延到「人與土地」之後，又為什麼選擇在此時推出？ 答：事實上，「人與土地」應該是我首次個展的作品，因為這個專輯包含了我從拿相機以來的每一個階段的創作。而我沒有以它為自己的首次個展的原因是：在當時，我還沒有完全理清楚──這些台灣農村影象到底和我的整個成長過程有什麼關係？又和當時的整個社會有些什麼關聯？ 我對藝術創作的態度是比較著重社會意義的。在我還不清楚自己的表現意圖要落實在社會的哪一個現象，或切入時代的哪一個轉捩點上時，我就不會推出它。 那批台灣農村照片就是這麼擱下來的，直到「北埔」、「八尺門」之後，直到台灣已徹徹底底變了一個樣子之後，我才猛然醒悟：那些照片代表了已經完全消失的人與土地的親密關係，代表了一個已經逝去的時代，代表著過去的台灣。 有了這樣的認知，我才能找出一條明確的軌跡，用統一的觀點去挑照片、構成展覽。換句話說，會在此時推出「台北謠言」的道理是完全一樣的。我把自己的創作放在社會層面上去想它，放在時代波瀾的起伏上去調適它，並由其中找出自己明確的定位。我覺得這樣的考慮，不只能夠幫助我完成一件創作，也能 使我找出下一步該怎麼走下去的方向。 問：你把「台北謠言」定位在此時此刻社會的哪一個現象上？ 答：政治、經濟這兩大因素已徹底的變成主控台灣局面的舵盤。四十年來的戒嚴，把人民的思想、生活方式 ，管制了太久而近乎有點病態了。現在一下子解嚴了，群眾意識整個覺醒。反對黨監視執政黨的力量日日增強，自力救濟、社會運動，此起彼落，人民開始向政府索取原先被抹殺或打折扣的種種權利。台灣出現了新的緊張形勢，人民與政府產生了新的磨擦，我們要學習新的相處之道，建立新的關係。台灣的人民與政府正朝向一個和以往截然不同的全新局面邁進。政治禁忌之門一開，台灣的經濟運作方式，比以往更加凶猛。多年來靠犧牲農業而養肥的各種工業，已經變成龐大的企業網，用它的廣告策略、行銷體系來支配著所有人民的生活方式。每一個人都變成經濟王國的子民、變成了消費動物。這是新時代的一個沒有國號的、看不見的、沒有邊界的新國度，鈔票就是護照。 台灣正跨在已開發國家的門檻上，我們的社會、我們的生活方式、我們的價值觀都處在轉捩點上。而在這種巨大的過程中，台北是變得最早、最快、最徹底的都市。我希望「台北謠言」的這批作品，能定位在這一道關卡上。 問：你對每天生活在其中的台北市，最強的感受是什麼？ 答：髒、亂、假。台北的空氣之髒、交通之亂、建築景觀之假，是一個都市規劃徹底失敗的例子。以至於每一位生活在其中的人，都想從街上逃掉。逃到哪裡去呢？逃到咖啡館、電影院、MTV、彈子房、酒吧、百貨公司……這些消費場所裡，暫時麻痺自己、消耗時間、忘掉今日。 長久以來，台北病了，台北市民也病了。每天在街上看到的人，彷彿不屬於這個城市似的，大家都在逃 ，從這個避難窩逃到另一個避難窩，整個台北變成一間間孤立的避難窩。我們對自己的城市一天比一天憎恨 ，對別人也越來越不關心。每一個人都在城市中感到挫敗受傷，自顧療傷都來不及了，哪還顧得了別人？因此人與人之間也越來越疏離了。 問：你覺得自己在照片中有沒有清楚的表達出這種感覺？ 答：我努力的在做，但是我覺得並沒有表達得很有力。影象有它的極限性，它幾乎只能傳達出一種感覺而已 ，雖然這個感覺可以是十分強烈而非常的持久，但它沒有辦法去完整的陳述一件事情。針對台北而言，我最想表達的是它生病的樣子，它病態的一面。而這種症狀是在它的骨子裡，並不在它的外表。就像一個生病的人，他的器官已經潰爛了，但他還是可以打扮得讓人看不出病容。 而台北就是被包裝得太好了，被一幢比一幢越蓋越氣派的企業大廈、一間比一間豪華的百貨公司、餐廳……等各種商業投資，包裝得越來越繁華、越來越有朝氣的模樣，使人誤認為它很健康。我覺得，我在台北拍照常常拍到它的包裝，而掀不開它的假象、拍不到它的病態。 問：這是不是也和你觀察台北的方式有關？ 答：攝影是一種「看」的方法。你怎麼看一件事，為什麼會這樣看，都和你拍到的內容有最大的關聯。 我覺得自己掀不開台北的假面，最大的原因有二：一、我太冷靜的在看台北，以至於我和對象保持了相當的距離，沒有把我想挖的東西連根地翻土掘出。二、我太過於習慣台北了。就算我對它有很強的憎恨情緒 ，但是日子一久，這種情緒也變得很模式化了。因此，出現在眼前的台北病症，對我來說好像有些視而不見 。有很多足以反映出台北病情的畫面，在我眼前晃來晃去，我卻覺察不出來。而那些吸引我強烈注意的，是台北的包裝。我想，這也就是都市最恐怖的地方，它使你病了，卻不會讓你知道。 問：如果讓你重拍一次台北，這種情況會不會改善？ 答：除非我不住台北，或者我對攝影藝術的看法整個變了，否則我還是會犯同樣的毛病。事實上在補拍台北的那一陣子，我就有點刻意在改變觀察方式。我背著相機在台北馬不停蹄一連工作了將近一個月，拍到的照片還是和一貫的表現差不了多少。不過，這次密集的補拍計劃，還是使原先在照片中所呈現的台北面貌，豐富了不少。這次我深深體會到，要使自己的藝術表現有所突破，改變方法是行不通的，只有改變心態、改變思想。 問：完成「台北謠言」，你最大的感覺是什麼？ 答：不管這次的成績是好是壞，對我都有很大的幫助。我從當中學到一些事情。首先我了解到自己能力的有限，也比以前更清楚影象語言的極限和特性，也更懂得如何去看事情。總之，我在這個工作中，學到怎麼認識自己的錯誤，我想這對我下一個攝影計劃有不少幫助。 問：你的下一個攝影專輯是什麼？ 答：「四季」，一個位於宜蘭北橫公路旁的泰雅族原住民部落。我已經持續拍了七年。每隔一陣子，我總是會跑一趟去拍照。在整理「台北謠言」的最近幾個月裡，我一直沒空去。現在好想早一點出發上路，去看那些熟面孔。住在都市使我更愛鄉下；拍完台北，使我更愛拍台灣的農村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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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篇節錄自[台北謠言－序]／原載噶瑪蘭半月刊第94期（1988年7月出版），開本：26x26Cm，頁數：96頁，紙張：150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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